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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对鸟形盉铭文的重新考释，尤其是铭文中出现的西周时期相关法律用语"誓"、"鞭"、"笰传出"、"出弃"等词，与已出土的金文进行比对研究，有助于对西周时期法律制度中的"鞭刑"、"流放刑"作进一步的探讨。此外，铭文中两次出现"誓"字，将铭文中的"誓"和已出土金文进行比较、归纳、研究，"誓"在西周时期的诉讼、审判等领域曾被广泛使用，表明"誓"在此一时期具有较强的法律意义和法律约束力，为研究"誓"在西周时期法律制度中的地位和法律效用了又一有力佐证。新民主主义时期，各根据地根据不同需要，先后发行了6余种公债券，以信用形式向人民群众举债。湘鄂西省苏维埃水利借券是目前所收集到的根据地 早发行的公债券实物。年入夏之后， 遭遇了数十年罕遇的洪灾。由于国民党阀连年混战，无暇顾及河湖堤垸的修整，造成堤坝年久失修。湘鄂西根据地大面积地区受灾，民众生产和生活极其困难。洪灾过后，为了救济灾荒、恢复生产、巩固政权，湘鄂西省苏维埃展了一系列大规模的修堤运动，并专门发行了3万元的水利借券，以补充修复溃毁堤坝所需的经费。同时，通过各项决议案来大力鼓动推销水利借券。在当时根据地损失惨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水利借券对于苏维埃筹集水利资金、恢复生产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结合 博物馆藏券特征以及相关史实，对此种公债券的发行略作考述。三杨庄聚落遗址发现的庭院内的房屋建筑，符合汉代一般民户建筑的"一堂二内"的记载，也与汉代"五口之家"的家庭规模相适应；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规定"一宅"的面积是"大方卅步"，约相当于今天17多平方米。三杨庄聚落遗址中庭院面积近2平方米，基本符合《二年律令·户律》中普通民户"一宅"的面积。这表明汉代关于住宅大小的规定，可能是一项长期实行的比较稳定的制度。汉代人所抨击的"田宅逾制"问题，是说"田"、"宅"都不能"逾制"，其中"宅"的面积大小的规定必定是长期存在的；三杨庄庭院遗址，可能就是《二年律令·户律》中"民宅园户籍"中"宅园"的真实再现，"民宅园户籍"应是记载民户家庭人口情况、住宅及其附属物"园"情况的综合簿籍。汉代画像中有很多对当时社会生活内容的描绘，比如对门吏、守卫、侍仆等人物的刻画就较为常见，其意旨显然是为了表达墓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地位。将这些人物刻画在埋入地下的画像上，也有让他们在冥界中继续服侍墓主人的象征之意。刻画者在表现这类人物时也并不都是千篇一律，而是尽可能地使其形式多样化，变化较多的便是这类人物的物，如执笏、持节、执盾、拥彗、带、执棨戟、执金吾、执棒、执斧、持械、牵獒等等。汉画中描绘的这些物不仅与角色身份有关，同时也显示了当时的社会制度与礼仪习俗。商丘城墙历史久远，从东周宋国古城，到西汉梁国的扩建和唐宋明清时期的重建与整修，虽多次毁于战火水灾，却一直延续至今，有着极高的历史价值和丰富的文化底蕴。大朝通宝钱是蒙古汗国时期的一种钱币，本文立足于出土发现材料，结合相关历史文献，对这种钱币的性质、铸造流通地、铸造原因、停止铸造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大朝通宝钱应属于地方流通货币，为阔端系诸王铸造，主要是为了满足本地流通市场以及与西域贸易往来所需。忽必烈即汗位以后，由于集权措施在各地的推行，以及阔端系诸王势力的衰微，大朝通宝钱 终停止铸造，并退出了流通领域。大朝通宝钱以实物的形式反映了蒙古汗国时期地方势力发行货币的历史情况，从实物的角度佐证了忽必烈时期蒙元帝国加强集权、推行货币统一的重要历史过程，为研究蒙元时期的分封情况和集权制度的形成了重要的实物材料。大朝通宝钱的形制与面文具有典型的古代钱币特点，而背面的各种文字和符号则带有一定的西域货币文化特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蒙元时期的钱币特点，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外货币文化交流具有一定价值。本文通过对文献的梳理，考证了唐代千秋节赐镜的对象是四品以上王公和等显贵，献镜的群体则是王公以下的群臣。千秋节赐镜的用意在于教化臣僚，兼示恩宠，群臣献镜意在贺寿和颂德。千秋镜的主要产地在扬州。千秋镜可分为赐镜和献镜两类，其中凡带"千秋"铭的都属赐镜，有盘龙和对鸟两类，各可分为二型和四型。图案的设计应与千秋节旨在粉饰太平的初衷有关，类和型的不同可能反映了受赐者身份地位的差别。千秋镜铸行了近3年，对唐镜的发展产生了影响，本文以盘龙镜为例加以分析。四川地区的传统建筑大木结构和风格在明末清初发生了变化。究其原因，是长期战乱导致经济凋敝、材料匮乏。由于建筑材料的不足，原来明代用材较大的抬梁式大木构架逐渐演变为抬梁穿斗混合式大木构架，而大木构架的变化引起建筑装修、装饰的变化，加上移民建筑文化因素的注入，使得清代的四川地区的建筑呈现建筑文化元素的多样性。近几十年来，商代玉、石文字在中原地区时有发现，其中以安阳殷墟、三门峡虢国墓地等处的考古收获 为重要。这些玉石文是对以殷墟甲金文为代表的大宗商代出土文献的重要补充。本文蒐集散见于有关着录中的殷墟侯家庄13号墓石簋刻铭，刘家庄南地墓葬朱书玉璋、刘家庄北地墓葬墨书玉璋，好墓刻字石牛、石磬、玉戈，小屯18号墓朱书玉戈，苗圃北地筮数刻石，以及虢国 墓地出土的小臣妥玉琮、小臣玉璧、小臣玉戈、王伯玉觿和玉管等多种遗物，并对其中的文字分别加以释读，以期增进对这些殷商出土文献的研究。